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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新能源车进入瓶颈期******

　　今年“国补”退出，将“扶上马又送一程”的新能源汽车交给市场。年初，部分车企选择涨价，但提前透支的销量和消费者的持币观望，让近期狂奔的新能源汽车大盘首现“降”字。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27日，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环比下降43%。市场作出选择，车企们也坐不住了。2月2日，传出蔚来终端“展车”降价10万元的消息，同日飞凡汽车推出新车型再降价格门槛。事实上，此前特斯拉、小鹏、问界已选择官降。业内人士认为，今年新能源车市进入“后补贴”时代，从“政策市”到市场驱动，势必会进入短暂调整期。

　　展车最高降价近9万

　　2月2日，一则“2022款蔚来ES6和ES8降幅最高超过10万元”的消息引发热议。随后，蔚来汽车相关负责人回应称：“2022款蔚来ES8、ES6和EC6车型即将迎来全新换代，目前还有少量展车和库存车可供销售，这部分车辆可以享受展车政策。”

　　一位蔚来汽车展厅工作人员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降价消息。“降价10万元有些夸张，但如果达到所有条件，ES6最高优惠能到8.3万元，ES8最高优惠可达8.9万元。”该工作人员举例称，以一辆2022年款蔚来ES6为例，目前购车能享受3年免息、1.8万元的现金优惠并赠送价值3.9万元的辅助驾驶。如果消费者同意在蔚来置换二手车，还可享受1.5万元的置换优惠。此外，购买库存时间高于90天的车型，还可享受价值1.1万元的服务无忧政策。

　　蔚来在终端市场打出降价“组合拳”的同时，飞凡汽车则通过推新降低起售价门槛。飞凡汽车宣布，自2月2日起启动飞凡R7产品价值体系调整。其中，飞凡R7推出全新屏霸版产品线，车电分离畅享价调整至19.59万元起。

　　据了解，本次已是飞凡汽车今年内第二次调价。今年1月，飞凡汽车宣布，2月28日前购买飞凡R7可享受价值2.1万元的限时购车礼遇，车电分离价为21.85万元起。此次价格调整，该车型起售价直接降至19.59万元，较上次优惠价格下调2.26万元。

　　事实上，相比蔚来和飞凡汽车变相降价，今年初小鹏汽车与问界汽车直接选择官降。其中，小鹏汽车旗下车型最大降幅高达3.6万元。“官降后，消费者到店还可继续与销售人员商谈现金优惠。”一位小鹏汽车销售人员透露，P7车型的625与670版本，到店购车可享受1.5万元现金优惠，如果消费者用燃油车置换购车，还可享受1.8万元置换补贴。此外，G9车型也能享受5000元现金优惠。

　　透支效应显现车企承压

　　无论变相降价还是直接官降，新能源车企选择下探售价的背后来自市场压力。

　　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27日，乘用车市场零售量为98.5万辆，同比下降45%，环比下降4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为30.4万辆，同比下降1%，环比下降43%。

　　“国家利好汽车行业的购置税减半、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到期，以及前几个月产销偏高等，对车市销量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增长达到一个瓶颈阶段，今年“国补”退出后，销量增长会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我认为2023年上半年供需两端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但需求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蔚来汽车董事长、CEO李斌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部分用户的购车需求提前释放。数据显示，去年12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高达64万辆，同比增长35.1%。

　　对于今年上半年车市走向，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政策刺激结束后的需求透支效应在所难免，今年乘用车消费内需可能承压。中信证券则预计，去年四季度将小幅透支今年一季度销量，产销波动的影响约为100万辆。“去年底，为抢占各种补贴窗口期，部分用户选择提前购车，透支了部分今年的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表示，“国补”退出后，消费者对于车价更为关注，涨价是柄双刃剑，平衡车型成本的同时势必会让消费者产生观望情绪，车企适时降价也是在试探价格需求底线。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